【红色记忆】热血丹心向祖国：台湾儿女的抗日群像‖阎崑

  乙未割台以来,“誓不臣倭”的台湾人民经历了孤绝的武装抗日和不绝如缕的文化抗日,一直在殖民统治的黑暗中苦苦摸索出路。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成为台湾人民抗日斗争新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台湾同胞抵抗外侮的豪迈行动融汇到了祖国大陆全面抗战的连天烽火之中。不少热血青年经过颠沛劳顿,冲破日警的封锁,潜归祖国大陆。他们像火种一样播撒散布于各种抗战团体之中,有的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有的投身军队,无论身处哪条战线,担任何种职务,他们的工作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彻底击败日本侵略者,光复自己与祖国血脉同源的家园。华南、华东、华北……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遍布着台湾同胞默默奋斗的足迹,他们最终和祖国一起迎来了抗战胜利的黎明时刻。

  曾在台北亲历日本受降的《大公报》记者、台籍报人李纯青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首千万行的叙事诗。”“寻找祖国的台湾人”远不止是在硝烟战场上的那些人,还有的在大后方运筹帷幄、擘画蓝图,有的在沦陷区搜集情报,他们的“叙事诗”同样精彩。还有更多的台湾同胞,他们在祖国大陆或教育救国,或实业兴邦,或参与文化救亡,或悬壶济世治病救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从事抗日斗争。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壮丽史诗因为他们的加入,增添了一段华彩的乐章。

  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是日据时期挣脱殖民桎梏的觉醒者,因为有着当“亡国奴”被日本人欺压的切身经历,他们更加明白“爱台先爱国,救台先救国”的道理,所以,他们投身抗战目标明确、决心坚定、热血赤诚,表现也很优秀。在抗敌的战场上,他们发挥自身优势,经常收到较好的效果。试举几例:

  黄国书,新竹人,曾就读于台湾总督府台北师范学校及淡水中学校,在学时因在日本人编写的教科书上写了“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而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被日本人列为“危险分子”,上了黑名单。他于1920年潜赴大陆,16岁以侨生身份在上海暨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决定习武报仇而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十九期炮科和日本炮兵学校。1928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中央军官学校教官、国民革命军军官团及炮兵学校教官、战术主任。后来赴德国炮兵学校、法国战术学院深造军事。后又调任炮九团团长、突击军参谋长。七七事变后,先后任独立十四旅旅长、新编四十三师师长、九〇军中将副军长。黄国书日语非常流利,而且是地道的东京音,这为翻译敌情数据和审讯战俘提供了方便。1941年,在大洪山战斗中,他曾深入敌占区刺探情报。由于化装巧妙,几乎能乱真,加之日本话说得好,遇到敌兵盘问时,他对答如流,“鬼子”甚至以为他是“高级首长”,从而获得了准确情报,击溃了敌人的进犯。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一次全战区高级将领会议上,夸赞黄国书为“大胆将军”,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大洪山会战结束后调升他为独立第十四旅旅长。黄国书曾用日文向敌军发出劝降传单,甚至冒着危险用喇叭筒对敌军喊话,这些宣传在日军中起到了瓦解和动摇军心的作用。

  张志忠,嘉义人,1939年春历经曲折抵达延安,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军士队受训。同年8月结训后,被派赴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工作。1940年冬正式加入中国,后升任敌工部日军工作科科长。曾带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积极开展反战活动,如在墙上刷写反战口号,做传单、撒传单,利用电话谈话,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碉堡下用日语喊话,等等。据张志忠当年的战友张茂林回忆:“张志忠业务能力较强,个性顽强,不怕困难,话不多,是个正派人物。”张志忠在革命队伍中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后期担任新四军团长。他于时期被杀害,1998年,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也有类似斗争。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于1939年2月在浙江金华成立,李友邦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为台湾义勇队队长,授少将军衔(后升中将)。在大陆的三四百名台胞通过种种途径加入台湾义勇队,最多时发展到700多人。这支队伍在抗日战斗序列中是唯一由台湾人组织并以“保卫祖国,”为宗旨的队伍,被全国各界看作台胞参与祖国抗战的代表。李友邦根据义勇队的实力和优势,制定了对敌政治、医务诊疗、生产报国、宣慰军民四大任务,其中,抗战医务工作开展得尤为出色。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成立后,经过短期训练,就立即奔赴抗日前线,在浙东、皖南、赣东和闽南等地为抗战部队教授日语,向敌军喊话,翻译缴获的日军文件,做日军战俘的思想工作,为当地军民治病,还为军民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如年仅13岁就担任台湾少年团团长的王正南,在诸暨时,不仅带领团员出色地完成演出任务,还热情参加对敌宣传工作。他曾与日俘梅本源一用日语交谈,对其进行反战教育。当日俘得知王正南和他的组织是一群少年儿童后,既惊奇又惭愧,主动表示愿意合作,参加反战同盟。少数队员则被派往敌占区做情报工作,他们所到之处,给军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对日作战中,台湾人民发挥谙熟日语的优势,在情报搜集和综合分析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如战功彪炳,被称为“常胜将军”的邹洪,其生于1897年,父亲邹石生于日本据台初期,秉民族大义,曾毅然参加抗日义军,因无援而失败,自此退隐田园。但邹石生怀故国之情,常对子孙耳提面命:日后长大成人,务必回到故国尽瘁国事,以无愧为炎黄子孙。邹洪牢记父亲的教诲,来到大陆读书。民国肇建,军阀乱政,邹洪决定弃文从武,于1919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八期炮兵科,与陈诚、周至柔、罗卓英成为同学。毕业后,邹洪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期间参与了长衡、南溥、武汉、邸城、临颖等诸战役,依次擢升为连长、营长、团长、参谋长。1929年11月讨桂战争时期,调升第十一师少将参谋长,时年33岁。1936年调任粤汉铁路警备司令,后迁任粤保安处处长。1939年,邹洪奉命在北江、英德、翁源等地抵御敌寇,又在芦苞、四邑之役大挫日军。1941年2月5日,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准备赴海南岛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因飞机引擎出现故障,折返珠江口西岸之际,被广东游击部队以密集机枪火力扫射。大角岑生所乘飞机在弹雨中坠落黄杨山,其当场毙命,我军从飞机残骸中搜出绝密文件。邹洪因日文流利,解读绝密文件后获悉日本准备南进,并预备全面发动太平洋战争,于是上呈中央,转致美国,惜因美国漫不经心,终至发生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惨重损失。嗣后美国方面对中国政府提供的军事情报才一改态度。因长期在抗战前线指挥作战,邹洪积劳成疾,于1945年4月16日在任所病逝,年仅49岁。

  台北人沈扶,于1938年7月同音乐工作者李焕之、工人朱茂泽、青年学生王其一起来到延安。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根据地的对日工作部门急需日语干部。热爱美术的沈扶在“鲁艺”学习期间服从组织安排,自1939年起,调到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对日工作部门,从事日本有关联的资料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所谓对日资料研究工作,主要是分析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战场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形势,在一段时间内,确定研究题目,提出研究报告,经充分讨论后,提交有关部门参考,许多研究结果在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在此期间,沈扶还兼做对日工作部门的顾问林哲(野坂参三)同志的翻译工作。林哲任顾问期间,工作开展得很有声色,在整个根据地的对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中人刘秋金一开始是被抓上太行山的。1904年出生的他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凌,于1934年和弟弟刘金水一起到大陆谋生,几经辗转,在东北沈阳铁路局谋了一份工人的差事,1937年调到锦州铁路局。七七事变后的冬天,刘秋金从锦州被征调到北平市。1938年正月初,被抽调到望都县伪政府担任日文秘书。正月十五那天,伪县政府的日本官员和汉奸头目都回家过年了,只留下刘秋金和另外两名雇员值班。夜里,从太行山下来的一支八路军部队袭击望都县城,攻进了县政府,就这样把刘秋金抓去了太行山。到了抗日根据地,刘秋金看到并感受到了与沦陷区不一样的一片全新天地,经过部队领导的审查和教育,他对八路军有了一定的认识,决心留下来参加抗日斗争。当时,八路军中缺少精通日语的人才,组织上派人把他护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领导机关,分配在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他每天的工作是负责日文资料的翻译和整理,收集有关日军的消息,收听日文重要广播,把讯息呈报军区首长。据刘秋金回忆:“1939年,在司令员的指挥下,进行了大龙华战斗,歼灭日军四百余人,并缴获了很多日军的很重要的。其中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发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标》,日军一一〇师团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团封锁计划》等,我及时翻译成中文后提交给军区首长参阅。”这些文件成为八路军应对日军进攻的重要参考。

  1941年秋天,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新上任的日军头目冈村宁次发动数万日军在河北中南部地区实行了拉网式的“铁壁合围”,所到之处推行“三光政策”。八路军开展了反“扫荡”战争,刘秋金随军区敌工部参加了这场严酷的斗争。在战场上,刘秋金用日语向敌军喊话,用日文书写宣传单,对瓦解日军、配合反“扫荡”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在敌占区开展武装宣传斗争,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八路军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刘秋金因表现突出,于抗日战争后期,成为八路军团职干部。

  远在海南岛的琼崖纵队中,也活跃着一群台湾同胞,他们通过在日本军队有关部门工作的台湾同胞,想方设法获取军事情报。陈狮在驻海南岛的日军中工作,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迅速地秘密传递给琼崖抗日游击队,使日军在多次“扫荡”中不是遭到抗日游击队伏击,就是军事行动屡屡扑空。在一次递送军事情报时,陈狮不幸落入日军手中,无论日军怎样酷刑拷打,他始终未屈服,后来被抗日游击队营救出来。被强征到海南岛为日军当翻译的罗金荣,1944年携带武器逃离日军,投奔琼崖抗日游击队,随后根据其掌握的日军内部情况,不仅带领游击队多次袭击日军,而且发动和策划了台湾籍300多名官兵起义,被琼崖抗日游击队授予特等功。新竹人罗金荣,16岁就被强征到了海南岛当军伕。历经曲折加入琼崖纵队后,他用日语和台湾方言对日军喊话、劝降;向日军中的台湾籍士兵表明身份,告诉他们自己是被日本殖民者强征来海南当苦力的,号召他们参加中国的抗战,不要做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等。战斗中被俘的一些台湾籍士兵,在罗金荣等台湾同乡的教育下,也加入了琼崖纵队。罗金荣还被组织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打入敌伪内部瓦解日军,成功策反了40多名台籍战士,这些士兵携带了一大批投奔琼崖纵队。琼崖纵队中的台籍战士慢慢的变多,成了革命队伍中很受瞩目的一支新生力量,当地甚至传有“共军里有一支神出鬼没的台湾军”。

  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是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管理和教育日本战俘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台湾同胞在这项工作中更是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参加新四军后,基隆人朱天顺改名为郑淡青,负责编写敌占区和敌伪的军情资料,油印成册,发给相关的单位。后被调到第五师政治部敌伪军工作部任敌工干事,做了两年多的对日军宣传,被俘日军的审查、教育,收集敌情,照管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等工作。因朱天顺对敌军一般内情较为熟悉,又懂日语,工作期间,送来的日本士兵都要经过他谈话,问其逃跑或被俘经过、家庭情况,以及所属部队建制、武器配备、官兵日常生活和思想情绪等。他们的口供多成为我军了解敌军很有用的情报资料。日俘是否讲实话,是否愿意将其所知的敌军情况告诉我们,也是判断其思想是否有所转变的重要依据。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大多数日俘都能转变立场,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工具转变为反战士兵,在新四军第五师的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就是由这些有反战觉悟的日俘组成的。到日本投降时,盟员发展到20多人。

  八路军女战士杨美华是高雄人,在解放区,党组织安排她在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后来,因前线需要,她服从组织安排,从后方医院调到前线敌工科,担任日语翻译。她根据领导的指示,发挥自己精通日语的专长,教育日本战俘,还参加过八路军和日军在前线的谈判,为从政治上转化和心理上瓦解日军作出了贡献。对于这段经历,杨美华终生难忘,她曾说:“当时每天都很紧张,但心情十分愉快。我只赶上了伟大抗日战争的‘尾声’,但作为一个台湾妇女,我能够以八路军战士的身份参加这场抗日战争,非常骄傲!”

  沈扶也做过管理教育日本战俘的工作。他生于深受日本殖民奴役的时期,对日本人有着一种本能的厌恶,刚开始做这份工作时还有点想不通。通过学习,以及对工作的大量实际接触,他逐步认识到其中的重要意义,这是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总任务的组成部分。当时让他印象很深的是,一个日本士兵把自己的手指砍下,寄给他日本的亲人,以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抗。还有一个战俘深深地被八路军对日俘的教育感动,他取出随身珍藏的一件纪念物,是用其母亲和妻子的头发编织的一对黑色和白色的鸟笼,表现的是日本人民渴望和平生活,不愿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加战争,侵略中国的心愿。沈扶欣喜地看到,抗日根据地的对日工作在日本人民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许多日俘转变了立场,投身于反战、抗日的行列。1939年10月间,沈扶奉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命令,解送一批日俘去西安,抵达西安行营时,许多战俘泪流满面、依依不舍,都表示要为反战、为早日结束不义的战争而工作。

  刘秋金也管理过日本战俘。1940年8月,由八路军总部发动的“百团大战”打响。刘秋金所在部队在司令员的指挥下,不但攻克了日军的多个据点,还发动群众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电线,使正太铁路全线一度瘫痪,给日军造成极大损失。刘秋金负责的工作是管教日军俘虏,包括军官和伤员。被俘的日本军官非常顽固,但经过刘秋金的教育,都有较大的转变。1941年5月4日,在华日本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举行成立大会,全体盟员在宫本哲治支部长的带领下宣誓:中日两国人民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日本战俘能发生如此之大的转变,与刘秋金的努力密不可分。

  在晋察冀解放区,来自嘉义的林思平不仅才学和医术有了用武之地,就连他和妻子的日语也派上了用场。当时,做日本战俘的工作成了问题,这时,林思平的日语专长发挥了作用,他向战俘宣传、八路军对俘虏的政策,与他们沟通思想,启发他们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并力争使他们为反战服务,为八路军服务。林太太被分在日本妇女家庭组,也做起了宣传工作。经过他们的倡导,许多日本军人明白了道理,有些还加入了八路军或反战同盟。有一位叫安达次郎的日本军医,就留在八路军中当了医生。

  相较而言,苗栗人康大川管理日本战俘时间更长,也更“专业”。康大川1938年加入蔡廷锴将军任师长的六〇师,在武汉保卫战、岳阳保卫战中,一直做“战地宣传”工作。长沙会战撤退时,他走在部队最后面,向日本阵地撒传单,刷巨幅抗日标语,因机智勇敢不畏牺牲,受到军队政治部的表扬。1942年6月,康大川被派到位于贵州镇远镇“和平村”的军政部第二战俘收容所,担任主任管理员。当时,收容所的管理非常混乱,康大川发现,战俘中有20余个聋哑人并非日本人,只是长官为赚取赏金而抓来的,还有部分管理人员贪占俘虏的伙食费。他给上峰打报告,希望整顿收容所,但并无任何结果。他只好自己采取一定的措施,让俘虏们组成伙食委员会,自理伙食,还每周一次地带俘虏们外出采买副食、下河捕鱼、采集野菜等。康大川深知,除了那些死硬的军国主义者外,战俘中大多是被奴役和驱使的普通民众,应当人道地去教育、关怀和感化他们。对于当时在军队里出现的对俘虏施肉刑的现象,康大川是坚决反对的。

  康大川有不少建设健全镇远收容所的规划与设想。比如,他知道日本人有爱洗澡的习惯,便动员大家把仓库改造成浴室;总是饮用河水很不卫生,他带人挖井,结束了饮河水的历史;为了俘虏们的健康,他还让其组织棒球队,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棒球比赛;此外,他让战俘翻译、阅读和抄写《论持久战》《新华日报》《群众》等书、报、刊,又让他们从事制作玩具、编辑刊物等活动。在“和平村”,康大川卓有成效地开展对日本战俘的教育转化工作,使战争的参加者转变为战争的反对者,从而“最大多数的俘虏都已觉醒,回忆从前的行为而战栗”。战后多年,这些战俘仍然没有忘记康大川对他们的教育和照顾。

  这些只是台湾同胞参与抗日斗争的几组剪影。从硝烟弥漫的前线到危机四伏的后方,跨越海峡、投身祖国抗战洪流的台湾儿女们,以自己的方式为这场全民族的抗争贡献着力量。这是他们“誓不臣倭”抗争精神的接续,彰显了炎黄子孙不屈的民族气节。他们用行动证明,台湾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段由两岸人民共同书写的历史,是两岸血脉相连最有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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